他的父亲托呼提·巴拉提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一名有着近60年党龄的维吾尔族老人。

希望双方继续扩大各界人士，特别是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往，增进互信和了解，同时继续促进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实现更多合作共赢，为两国人民谋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作出新贡献。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越南政府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表示，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这是对越南党、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鼓舞。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艰难挑战，取得国家建设发展事业的伟大成就。范家谦认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科学的发展方针和政策。范家谦曾多次访问中国。

越中两国经贸、投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其他领域互利合作也持续扩大和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范家谦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欧美国家在生物安全领域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研究历史，特别是近年来斥巨资用于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建设，各种高新技术不断涌现。

埃博拉和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传染性强、致死率高，让人闻而生畏。为了促进这一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必要参考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体制的建设经验，建立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责清单，层层压实责任。我国在保障生物安全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促进国家与地方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依法公开重大生物安全信息。

在监管机制方面，生物安全法规定，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领导体制，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依据普查掌握的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监测数据，形成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扩散、危害风险报告，明确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趋势和危害发生趋势。

西班牙大流感导致欧洲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会议指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欧盟注重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治理，制定了多项生物安全战略和计划，在公共卫生与健康、转基因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投入了大量经费，出台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转基因安全管理办法，同时也十分注重生物实验室安全。全面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常纪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全面系统和全过程提高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

生物安全与国家命运攸关。三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安全。我国幅员辽阔，与14个国家接壤，周边国家有害物种种类多且多为疫源地，东亚季风、南亚季风等为外来病虫和杂草种子跨境迁飞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草地贪夜蛾等物种通过自然途径侵害我国的频率与风险明显增加。2022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普查人员克服疫情不利影响，涉农区县基本完成物种踏查和样地调查，涉及农业外来入侵物种640多种。

同时，随着对外贸易与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我国进出境和过境的货物量、邮寄物与人流量急剧增多，外来有害生物随动植物产品、包装物、邮寄物等无意传入进而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增多。此外，非法引入饲养异宠、违法违规放生等新情况不断出现，加大了外来有害物种侵害风险。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外来入侵物种种类增多。

在党纪、政纪和法纪三个领域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领域的追责机制，做到生物安全维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权责匹配、尽职免责、失职追责、终身追责，确保生物安全维护体制和制度实施的依法性和有效性。截至2022年年底，近八成重点调查监测点位完成调查监测。同时，还需建立针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防范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野生动物和外来物种引入、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及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等具体工作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于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明确了生物安全的重要地位和原则，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本制度，创建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四梁八柱，奠定了保障生物安全的法律基础，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进入新阶段。美国还颁布了反生物恐怖法，要求美国国会每年拨付数10亿美元用于反生物恐怖能力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生物恐怖因子风险评估、预警、识别、防护、治疗、消杀，相关药物、疫苗、防护设备等研发与物资贮备，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防控相关技术培训等。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建立保护园区、重大生态工程等措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危害渔业生态系统的鳄雀鳝、齐氏罗非鱼、清道夫等外来入侵水生动物。生物安全通常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农业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安全、国门生物安全、国防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七方面内容。

2001年，美国炭疽白粉事件导致上万人被隔离，全社会处于恐惧之中。查漏补缺，按照生物安全法的基础性规定，制定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条例，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条例，防范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条例，野生动物和外来物种引入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补足一些重点领域的立法短板。

1972年，在联合国号召下世界主要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由于没有严格的核查机制，以生物恐怖和生物战为重点内容的生物风险并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显著增加趋势。二是保障农业生物安全，防控农业病虫灾害，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保障转基因作物安全，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坚固的安全屏障。

另外，美国的生物安全监测预警工具、联合国与加拿大共建的全球疫情暴发预警与响应网络和欧盟的反恐怖预警系统，都是在实战中证明过效果显著的生物安全早期预警工具。202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进行集体学习。完善口岸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实施口岸病媒生物智慧监测工程，有效防御大量危险生物入侵。这些检测监测新技术、疫苗、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埃博拉、塞卡和新冠病毒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01年到2020年，美国平均每年花费50亿美元用于反恐怖能力建设，目前已形成比较完备的重要生物恐怖因子最短20分钟快速检测诊断能力，研发与储备了针对恐怖因子的疫苗、治疗药物、单克隆抗体、防护及消毒设施，建设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大幅提升了美国的反生物恐怖与生物战能力。面上调查方面组建了专业普查机构。

建立健全这一体制建议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国家和省级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相关工作规则，分析研判生物安全形势，组织协调、督促推进国家和地方生物安全相关工作。狭义生物安全指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安全，主要内容是采取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防止实验室使用的危险生物泄漏，以及生物技术滥用、误用对人民生命安全、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和损害。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生物领域重大事项和活动，由主管机构进行生物安全审查，并且作出有效防范和化解生物安全风险的决定。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形势严峻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防控面临的总体形势如何？万方浩（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我国外来物种入侵压力持续加大，防控形势严峻。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造成全球10亿以上人次感染、上千万人死亡，引发世界各国交流停滞、经济社会生活陷入混乱、人类健康遭受空前威胁。此次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是党中央直接部署下，在全国范围内分行业分区域，全面推进的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监测，将大大提升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范能力。重点监测方面布设了调查监测点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同年，英国口蹄疫流行，造成6000万头牛死亡，直接损失25亿美元，间接损失600亿美元以上。加强国内法律法规和规章与国际条约如《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等衔接，协同维护国内生物安全和国际生物安全。

自然界往往2年至3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病原物，可能导致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停工停产，给人民生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同时，潜在威胁种类众多，防不胜防。

组织全国50多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重点调查监测、标本鉴定和质量控制。目前，全国各省份均有外来物种入侵，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和边境省份较多，据估计，云南、广东、江苏、海南等省份外来入侵物种均在300种以上。